Friday, September 12, 2008

Human Condition--向小林正树致敬

昨晚是Human condition第一部在Seattle放映的最后一天。我算是搭上了末班车。就连放映员也对这场的观众说:you made it.呵呵。

能在宽敞干净的影院的宽屏幕上欣赏小林正树的大作,是人生给予我的一大奢侈。其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小林的作品。随便查了一下网上,他的作品最为人称道的大概两类,一类是与Human Condition一样反战反思的,另一类是继承日本传统美学并发扬光大的讲怪力乱神的。网上关于Human condition的评论非常少,大大超出我的预计。特别是连一些有名的中文电影网站,对此也不过几句剧情简介加导演生平介绍,一看就是从教科书上抄袭下来的,就算已经过世的影评人卡夫卡陆也不过寥寥几句不痛不痒的观后管,让我感觉非常不过瘾,甚至悲哀。

要我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这话一点不夸张。中国人都知道在1937年到1945年间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儿,可大概没几个中国人知道,一个日本导演如何描述和呈现这件事,如何反思自己的国民在伪满洲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小林正树的这部史诗电影,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

我只看了第一部,所以我只说第一部。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从一开始,这个悲剧的调调就很突出。Kaji是个妄图与制度对抗的人。他希望以人道精神改善被日本军方非人虐待的满洲奴役的劳动条件,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同样,作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一员的他想要获得中国战俘的信任,也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所以,Kaji在老虎岭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可为而为之。电影反复地表现Kaji在这两个irony里的挣扎和反思,他一再地对中国战俘不信任他感到无力和愤怒,也一再地为自己的上司和同事继续虐待和屠杀中国劳力感到悲愤和绝望。Kaji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人,然而他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祖国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向被奴役的中国人要求信任,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不能成立的。他用了很多方法试图和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了声称要做朋友的程度,但无论怎样,他们之间始终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他是个日本人(侵略者),他们,是中国人(被侵略者)。在和平时期,这道鸿沟都未必能被跨越,何况是战争时期呢!所以,Kaji其实是一个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幼稚的左派,在当时的日本可算是难能可贵,但不是个成熟的合格的知识分子、思考者。他那套人道理论,在铁一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战争面前,没有所谓的改良、改善。支持或反对,只有一个选择。高被杀害,把这个问题血淋淋地放到了Kaji的面前。

小林在电影里做到了几件其他日本导演也许永远做不到或者不敢做不愿做的事。第一是,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承认了日本在伪满洲国进行的对中国人民的掳掠和奴役。第二是,承认了中国慰安妇的存在。承认了日本军方利用慰安妇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第三是,承认了日本军方对本国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迫害。第四是,承认了中国人民为求自由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是正义的,是充满勇气和智慧的。因此,哪怕电影本身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我仍认为,小林是日本战后难得的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伟大导演。同为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小津,对战争一言不发。市川崑,回避了被侵略人民的苦痛,将镜头只聚焦于战败的日本军队。黑泽明,反思战争还要躲躲藏藏借助梦来表达。小林,只有小林(至少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敢于直接把日本奴役下的满洲,那苍痍满目的土地、那备受摧残的人民的面目,搬上荧幕!而这些画面,出自一个日本导演之手,让我不由心生敬佩!

我一边看,脑子里总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假如,在现代史上,中国曾如日本一样发动过对别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导演能拍出Human Condition这样的电影吗?这样的中国导演,会在当下已有的导演里出现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期待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张元之流拍出Human condition吗?

领导说我的这个问题是个假问题,因为不能这样预测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的反应。世界不是你能用头脑想出来的。也许吧,但我总有些莫名的悲观。

小林让我赞赏的另一点,是能看到人性的复杂性。其实能明显地看出来,小林对中国人是不熟悉的,他对中国人的刻画有那么点样板化,远远不如日本人形象饱满、活泼、生动。但即便是处理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对象,小林还是竭力呈现多样性。他电影里的中国人,有得过且多、贪生怕死型的,有正直勇敢、慷慨就义型的,有聪明智慧以柔克刚型的,还有优柔寡断左右摇摆型的。在他的处理下,我们看不到通常美国电影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脸谱化、绝对化。他对小陈这个角色的处理尤其出色。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给日本人做勤务兵,是中国人词典里不折不扣的汉奸。小林在电影里为“汉奸”进行了辩护,把这个角色人性化了。我们看到的小陈,是一个很有孝心、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两种角色里摇摆不定的孩子。他做对过一些事,也做错过一些事。但最终他选择了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没有出卖同胞。这和颇有争议的李安对易先生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易先生是自己选择当汉奸的,小陈那样的穷苦人,却未必有这个选择。所以比较起来,小林的处理更有说服力一些。

同样,小林对日方各色人物的处理也非常注重层次感,注意呈现人物的多面性。二战期间的日本军人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冷血、可怕的。影片里的日本军人也是如此,但,小林着意呈现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尽量避免脸谱化。比如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军官,也有对宁死不退的Kaji佩服而退让的一面。还有一些Kaji的同僚,也是痛恨军方但敢怒不敢言的。然而同时,同情中国人同情丈夫的Kaji的妻子,却在紧要关头拉住Kaji不让他解救死囚。可以说,小林对人物的刻画是从那个人的具体处境出发设身处地为他(她)想过的。这些处理都丰富了我们对那个特殊时代和人性的理解。

电影里有两幕场景,堪称地狱的人间再现。一幕是Kaji打开押送所谓中国战俘的列车车门,却发现一群状如地狱鬼魂的中国人争先恐后地逃下密闭无窗的列车,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进而跑向装载着粮食的骡车。那处于身体极限精神接近崩溃的人们,那被饥饿、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们,就是我的同胞。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着荧幕上那一个个骨瘦如柴面目全非的中国人,我忍不住我的泪。心里面竟不自主地回响起色戒里汤唯的一句本用于反讽的台词:中国不能亡!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所谓的中国学者谈民族主义色变。在我看来,极端民族主义才是应该警惕并杜绝的。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人国族身份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而人的存在,到最后,就是国族身份。普泛的人性和人文主义可以跨越国界,但只能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相反,绝大多数时候,人的国族身份决定了他与他者的界限。这是为什么我对不同国族间的真正沟通经常感到不乐观。也是我对人类学心存怀疑的地方。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可以轻松地说,我希望看到中国ge 命。而一个同样研究中国的中国学者,比如我,则会毫不迟疑地说,我不想看到中国ge 命,因为老百姓会遭殃、会流血。他们都没有错。这里没有对错,只有国族身份的不同造成的观念和意识上的鸿沟。

然而也有一些认识的中国人告诉我,我们应该从美国人的逻辑中去理解他们对中国的苛刻言论。甚至为此我和一位女性朋友还有过一次讨论。她以她和前男友(一个美籍 台湾人)的交往争辩为例,企图说明,美国人的一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不能因为他们批评了中国就不接受。他们当时讨论的问题是xi 藏问题。她前男友说:你们中国人都认为xi 藏是中国的吗?她回答:当然。所有中国人都这么认为,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回答的水平之低简直可以让我这个中国人蒙羞)她ex又问:这就不对了。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一致这么认为,那就有问题。你看我们美国,有的人支持zang du,有的人不支持。这才是正常的。你们那个教育有问题。她就无言了,开始默默反思。我问她,你问过你ex,西雅图是美国的吗?他如果说是,你问他,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认为吗?如果他说是,那么我倒要请教他,为什么印第安人要关闭西雅图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第二海滩的通道、不允许其他人踏入呢?如果是美国的,为什么印第安人能有这个权利这样做呢?她说她不看批评什么,而是看批评的逻辑。可是同学啊同学,这难道不是同一个逻辑吗?

有些美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对来自西方的批评的“过分激动。”他们经常说,我们批评的是你们的政府,不是你本人。我曾经安于此等解释。但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不能让我信服,虽然我不会过分激动。原因就是,政府即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不能因为他们批评的是政府就可以束之高阁、不加以分析对待。何况来自西方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还往往是杂枪带棒,有其他目的的呢!

另一幕是日本军人对几个企图逃跑的中国战俘实施砍头,而其他的中国战俘被迫围观。这一幕让我想起了鲁迅,想起他所说的麻木的人民。然而在小林的电影里,中国人却不是那麻木不仁的看客。我注意到,高被处决的一幕,镜头是从下往上打的,是个仰视的角度。这在中国电影里,往往是英雄才配享用的,因为它让人物显得格外高大。小林对高的处理方式,曾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看一部日本电影。高那种行为举止、英雄气概,让我恍惚看到了中国红色电影里高大全的形象,心想是不是小林借鉴了中国电影中的一些表现手法。

小林还有一个做得漂亮的地方,是引入了朝鲜人这个角色。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满洲,只想到中国人(汉族人)、日本人,却很少想到与东北一水相隔的朝鲜和生活在东北的大量的朝鲜族人。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又有些怎样的经历与选择?是我们很少关注的问题。而这个角色的引入,进一步complicate了整个局势,使得故事更为好看。

小林当然也有一些败笔。除了对中国人不熟悉造成的对中国人形象刻画上的失误之外,语言也造成了一些瑕疵。片中中国人都是说中国话,但演员却是日本人,大概为了拍片现场学的几句中文,讲起来那个詰贅拗牙啊,听得我和领导这个郁闷致死啊!明明是“中国人”,中文却还没有日本军官说得好,这要在中国放映,铁定笑场。但偏偏这是一部很严肃沉重的片子,情境也都多沉重肃穆,要笑还笑不出来,所以感觉特别难受。倒是身边坐的那些老外幸福,没有这个语言“优势”,反正都听不懂,管你中文日文的。我想要是小林能等到中国开放,聘请中国演员来演中国人,情况大概会好很多。但八十年代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能不能允许他拍这个片儿,可就不好说了。

领导对小林的处理手法不满意,他看不惯银屏上一个日本当权者(Kaji)被塑造成英雄,他领导下的中国战俘(实际上是奴隶)还不惜牺牲生命为他出头。他说这个片儿disturbing。我理解他的感受。但我不赞同他。我想,评判一个导演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量。小林是日本人,是日本籍的导演,这决定了,尽管他对战争有深刻反思、反省,甚至有超越他国族身份的思考,他还是会在电影里塑造日本英雄,不是他姑息日本人,或者盲目乐观,而是他不可能拍出姜文《鬼子来了》那样的东西。他没有在中国文化里成长生活的体验,他没有那个文化脉络的财富。他没姜文那样对中国农民的深刻了解,也没法像《紫太阳》或者《黑太阳731》一样把日本人当成“他者”来鞭挞。他只能从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来拍片。而能做到现在这样的反省、批判、细致入微,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就视角问题来说,我所有点不习惯的是,片中经常提到的labor问题。侵华战争对我来讲,一直是个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然而,Human Condition提醒我,政治和经济不能脱离。日本帝国的扩张背后的驱动是经济利益。

小林在片中似乎是特意地回避了日本军人施虐中国慰安妇的问题。相反,电影里的慰安妇都是日本军方安排给中国奴隶的。我觉得这个安排是小林的无奈之举。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但这样的安排却有很多问题。那些吃不饱穿不暖、骨瘦如柴、做牛做马的中国男人,需要这样的“慰安”吗?

最后说一句题目 Human Condition。这个不应翻译为人的条件或者人间状况。题目的意思应该是,一个人能成为full human的条件。所以应翻译为,做人的条件。

3 comments:

Ning said...

首先赞一个。两个问题:
1 “易先生是自己选择当汉奸的”。这个判断有点轻率。个人的选择在超越个人的权力机制下有多大的自主性,值得商榷。
2 “这是为什么我对不同国族间的真正沟通经常感到不乐观”下面又说该导演可以做出“超越他国族身份的思考”,似乎矛盾。但我也认为国族/民族的确是作为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启示录》里不是也说,各国、各族、各方的人来到大宝座前?至于真正沟通和理解,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不可能。但问题是,再多大程度上沟通和理解决定我们的行为呢?爱和恩典大于沟通和理解。爱和恩典让本不能和上帝沟通的我们可以和他沟通,也让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的男人和女人可以携手一生。

35mm said...

多谢Nell读得这么仔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认识其实是在前一句话:“普泛的人性和人文主义可以跨越国界,但只能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

我认为,超越国族身份的理解不是不可能的,但只能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个条件,就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这种超越依靠的正是神的恩典。但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人为的超越很多时候是不能成功的。

第一个问题的确可以商榷。因为李安处理后的易先生与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更毋庸说现实里的丁默邨是怎样的人物。李安将易先生温情化了,我们看到的易先生是一个在人性与利害之间挣扎的可怜男人,其中有着李安的一滴泪。相形之下,张爱玲却是一刀到底,毫不同情的。都说易先生有着胡兰成的影子,想来张是把胡兰成看透了的。

我这样比,一个原因也是我并不太满意李安这样温情的处理。那是李安心中温柔敦厚的中原文化幻化出来的人物。李安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并非不可,只是我个人不太接受温情脉脉的面纱罢了。

Ning said...

基本同意。

究竟是张爱玲、还是李安更了解易先生呢?说到底,他们笔和镜头下的易先生不过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影罢了,而我们到底接受谁的诠释,也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影。